然而，随着乔治四世国王在6月死去，情况开始有所不同了。
首先托利党自己因为长期执政，内部开始山头林立，几大寡头互相内讧，比如乔治-坎宁和卡尔斯雷这两个极为著名的外交大臣，为了人事问题在1809年还闹了决斗，互相开了枪，乔治坎宁还因此受了伤。
后来为了《天主教解放法案》，托利党内部闹出了更大的纠纷，党内右翼和改革派之间几乎水火不容，而这种党内政治分裂的状态，即使是滑铁卢的大英雄威灵顿公爵也无法解决——对于这位统帅来说，波云诡谲的政坛让人力不从心，在战场上用刀枪来面对敌人，要简单多了。
为了弥合党内的政治分歧，即使对爱尔兰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但是在当上了首相之后，他还是于1829年颁布了《天主教解放法案》，解除了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限制，同时在官方层面废除了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当然在社会层面的歧视还会延续很久）。
然而即使如此，托利党内的政治纷争仍旧没有结束，许多人在内讧当中选择了**转投到反对党，而面对如此乱局威灵顿公爵本人也感到有些心力交瘁，这时候乔治四世国王恰好驾崩，所有人都预感到，长期的托利党执政要暂时宣告结束了，辉格党将会上台。
在这种局势下，即使贵为首相，威灵顿公爵所能够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了，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选择辞职。
这些事情，在出发之前，亚历山大就曾经听塔列朗亲王说过，而现在首相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是在亲口向他们这些代表团成员承认此事。
所以他没办法把话说得太明显，他总不能公开鼓励这些外国人去接触自己的反对党成员吧。
而听明白了首相的暗示之后，亚历山大的精神也陡然振奋了起来，虽然这只是暗示而已，但同样也证明了英国政府不会阻止他们这些代表团成员与反对党接触——只要把事情做得漂亮就行了。
“我明白了，阁下。”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那接下来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去私下里和辉格党的知名人士联系吗？”
“我就说过你很聪明，亚历山大。”巴萨诺公爵微微笑了起来，然后，他竖起手指轻轻摆动了一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但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让威灵顿公爵感到尴尬，更加不能伤害到那些我们潜在合作者的名声……”
亚历山大当然明白公爵的意思。
英国人秉性固执骄傲，而且无差别地讨厌一切外国人，再加上他们和法国人的长期战争才刚刚结束不久，所以他们对法国人的敌意是相当浓厚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他们感觉某个政客和法国人过从甚密的话，那绝对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政治生涯，所以必须小心行事。
不过，对此亚历山大倒是很有信心，在他看来，如今英法两国之间并没有必须用极端手段才能解决的矛盾，而且比利时的独立，对英国的利益来说同样有利，除了一点点已经过时的仇恨之外，摆在他面前的障碍并不多。
英国的政客一向以现实主义而著称，绝不会纠结于过去的仇恨，虽然无法期待得到他们的友谊，但至少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因为感情用事而放弃真正的利益。
而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临走之前塔列朗亲王对自己的指点。
帕麦斯顿，这位见风使舵“叛逃”到辉格党的托利党成员，因为辉格党当了几十年的在野党极度缺乏实务人才，所以如今他已然成为了辉格党内的高层，如果辉格党一旦被国王任命执政，也许他就将成为未来的英国外交大臣。
按照塔列朗亲王的判断，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为了抹平别人对他见风使舵的讥笑，为了给自己赚取更上一层楼的政治资本，他会非常乐于推动比利时的进程，而在这种情况下，这支代表团就将可以得到最大的帮手。
亚历山大无从知晓塔列朗亲王的判断到底是对是错，但既然这是亲王的判断，那么他就必须坚决执行到底。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塔列朗亲王对身边的岛国局势洞若观火，他身在巴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么多事情，那么他的判断一定也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