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他虽然没有册立太子，但也并没有一直将儿子圈禁在深宫中，之前曾在国子监进学，但在群臣劝谏之下，如今则在中书省设立一座学堂接受教育。一些国之典礼，李泰也在让儿子代替自己出席，之前他在洛阳的时候，便由儿子江陵乐在长安主持释奠礼。
当然，他之所以不现在便册立太子，也是存在着一定的掌控欲，希望能够对儿子按部就班的进行更加广阔的教育。
这所谓的掌控并不是要把儿子变成自己的提线木偶，而是因为一旦册立了太子，那么无论是东宫官还是在朝公卿朝士对于皇太子的学业进展都有一定的监督和建议权，就连李泰都难以贸然更改儿子的教育内容。因为太子是国家未来的君主，所以规劝太子也是对天下负责。
很多事情一旦冠以一种宏大飘渺的意义，那么就会变得不切实际，很多道理大而无当，接受了太多的灌输只会让人丧失辩证思考的能力。
就像西汉汉宣帝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常常被人引用抨击儒家的观点言论，但这番感慨真正的重点在于“眩于名实、不知所守”。若再简而言之，那就是身为一个统治者，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能力，要学会运用各种手段，而不是信奉什么理论。
李泰不会盲目的为了制度上的周全安排便太早册立太子，他对于儿子的成长和逐步入世有自己的一番设想与安排。
且不说如今的他能够完全掌控大局，退一步讲，就算哪一天他又暴毙穿越了，嫡长在国也是当仁不让的嗣子人选，统序不会乱。就算时局会迎来一番新的动荡，那也是因为他英年早逝，而不是因为没有册立太子。
对于姚察兄弟想要谋求外任从而避开畿内的各种是非纷争，从李泰的角度而言，这兄弟俩是有些过分谨慎了。只要他们没有主动去涉入什么人事纷争的意图，自己当然也能明辨是非，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一点去打击一些不安分的人。
但这是从李泰的角度而言，可是对姚察兄弟来说，既然没有此一类的心思，自然是避的越远越好。
所以李泰在沉吟一番后，便也点头说道：“吴地新附、民情未定，贤昆仲本出吴乡，出牧乡土确能令乡人和悦，朝廷也能籍此用宣扬宽仁。省中近日常常就此探讨不休，你二人既有此意，便且录名省中，择时待用。若是顺利，年前或还可成行。京中故旧相识，可以先作一番走访了。”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死，但基本上也是敲定此事了，并且心里对姚察的安排已经有了一个打算，那就是由之出任吴兴太守。
姚氏本就出身吴兴，而吴兴又是陈霸先一族乡土，而且在唐军南下的时候，吴兴人士也多有抵触，民情方面想必会有一些顽固之处需待细致的梳理，以姚察出牧本乡既可荣归乡里，而李泰对其也比较信任放心。
至于姚最由于年资尚浅，出事地方或为州佐、或为县令，倒是好安排，不需要格外的计议。
在结束与姚氏兄弟的晚餐后，李泰返回寝宫中时，又不由得想起对姚氏兄弟做出这一番提醒的韦鼎。
对于韦鼎这个人，他还比较有印象，当时其人作为南梁邵陵王萧老六的使者到山南拜访，一见面就展现出神棍的一面预言自己将要有王气加身，结果不久之后江东作乱的侯景便要封自己为王来拉拢自己。
不过之后彼此间便乏甚接触了，李泰知其到长安来寻求发展，也偶有听闻其人其事，但并没有系统深入的了解过。此番因姚氏兄弟再引起了对韦鼎此人的好奇，于是他便着员将韦鼎相关的人事履历整理一番送入寝宫。
很快相关的资料便送了过来，李泰在翻阅一番后才发现这韦鼎到了关中后居然事迹还挺丰富、过得也很滋润，尤其是居然联合京南一干豪强富户们把曲江池给瓜分了，这就有点让他不爽了。
虽然公私共同开发建造新都是他之前定下的一个政策，可是诸如曲江池这种地标性的存在，李泰还是不想任由私人分占。
略加沉吟后，他便拟令以韦鼎出任京苑副监并领南苑使，负责于京南修造南苑，南苑自然是以曲江为中心规划的一片新宫苑。等到这宫苑落成，李泰准备拨给东宫使用。之所以安排韦鼎出任苑使，就是看这家伙过得太滋润了，让他怎么瓜分出去的再怎么把地收回来。
待到这任命拟定完毕之后，李泰想了想又给加了一个新的官衔太子中舍人。尽管眼下太子都还没就位，但也不妨碍先任命东宫官，也给这家伙征地增加点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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