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守礼感叹道：“是啊，满饷的兵马，就是不同啊。
此前诸公只想着省钱，却不想便宜没好货。戎政大事，岂能靠省钱就能做好的。”
高仪皱着眉头问道：“五百万两银子，还有禄米二百六十万石。禄米现在有九边卫所改军屯，合民屯、官屯、商屯，还能勉强支应。
五百万两银子，新郑公，国库能支应吗？”
“隆庆元年，老夫会说，你把我这一身骨头榨干了看能不能凑个零头。但是隆庆二年，老夫会说，足以支应。”
看到高仪脸上的不相信，高拱继续解释道：“西苑把税源逐渐归到户部，今年盐税收入，两淮连同长芦、浙东、解池等地，超过一千万。
市舶、互市关税在七百五十万两银子，其余丝绸、棉布、茶叶、瓷器、蔗糖、酒类等附加税，在三百二十七万两
这些课税加在一起，大约两千万两银子，反倒以前的主税，丁口税除各色折物，只有一百一十万两，不值一提了。节流开源，这才是真正的开源啊。”
高仪和葛守礼只知道大明这两年财政收入大好，万万没有想到居然好到这种程度，丁口税都看不上了。
以前大明以田赋为主，从洪武年的三千万石逐年下降，到嘉靖朝勉强维持在两千万石粮食左右。
其余盐、茶、酒等杂税，因为“与民争利”，几乎没有。
国库现银的来源主要来自以丁口为基数的各色折银，从弘治年间三百五十万两银子开始，上下来回波动，有时候还需要折物，实际银子不多。
西苑太子行新法，增加盐税、关税、商品附加税等税种，相应的以丁口为基数的折银就减少了。
高仪和葛守礼万万没有想到，现在各色工商关税银子，居然能收到两千万两银子.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属于非常严重的与民争利，百姓们应该是民不聊生、饿殍满地才是。
可两人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他们有亲友在各地，经常书信往来，会提及民生民计，这几年各地百姓，日子还越过越红火，逐渐呈现出一种蓬勃生机。
真是颠覆了我们的理念啊！
难道我们此前所学和所想，都有大问题？
高仪和葛守礼，包括高拱不知道的是，在历史上的满清时代，顺治年间，一年的赋税是两千四百三十八万两银子，因为满清延续明朝一条鞭法，把田赋折合成银子，一石米平均折合一两银子。
到乾隆年间，因为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全部推行，骤增到四千五百万两银子，其中盐税七百万两，商税五百三十五万两。
然后逐渐下降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四千万两左右。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兴起，满清财政被打得稀巴烂，账目没法看。直到同治光绪年间，财政稳定，一年赋税收入骤然增加到七八千万两银子。
因为满清引入西方的财税制度和银行体系，兴起了洋务运动。
朱翊钧搞得这一套，类似于初级版。
如果高拱、高仪和葛守礼知道这些缘故，就会知道，隆庆二年的大明财政好转，只是开始，等到东北、南海尽收，四海靖平，工农业根基增加，市场扩大，税收还会迅速上涨。
这也是朱翊钧敢下决断同时打北伐南征的原因。
现在大明边军和京营支出五百万两银子你们就诧异了，你们要是知道满清同治咸丰年间，一年八旗绿营和练勇的支出在五千九百万两银子，那还不得当场发疯！
三人感叹了一番，高仪和葛守礼忍不住继续问：“新郑公，你还有一处节流未说，是什么？”
“海运！”
高仪和葛守礼恍然大悟。
高拱继续说道：“这次北伐南征，调集的粮草军械，九成九是用海运。要是按照以往用漕运，时日久远不说，还耗费巨大。”
葛守礼赞同道：“没错！漕运，唉，一言难尽。一万石粮饷从东南运到辽东，飘没、运耗，还能剩下五成就算不错了。
海运却能直接从上海运到塔山、营口两港，耗费几乎没有。又快又省。”
高仪沉吟道：“难怪太子殿下只是略加盘算就做出决断，北伐南征，原来他心中早就有数了。”
高拱看向窗外，感叹了一句：“打仗就是打钱粮，太子比我等都清楚。”
高仪突然问了一句：“北伐南征但有收获，新郑公会不会因为筹措运转粮饷有功而入阁呢？”
高拱目光炯炯有神，如同电光，嘴里却感叹着：“天意难测，天意难测啊！”
*实际造价参考《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但开平、太原属于大规模生产，价格更低一些。火器和军器监的造价属于瞎估的，那个实在没谱了。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