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又道：“而这，也属于儒家之法的一大弊病，就是执行方面的欠缺，在这里我指得是儒家之法，而不是儒家思想。而法制之法，将会补全这一短板。”
富弼问道：“这话又从何说起？”
张斐回答道：“正如我方才所言，儒家思想只是大臣面向君主，本也应该如此，这就是大臣们的职责所在。可问题就在于，一旦君主采纳，执行者还是大臣，这么一来，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其一，大多数大臣肯定只会建议君主从（一）降到（零），是决不可能是从（一）升到（二）。因为执行者也是大臣，试问谁又会给自己增加难度，即便宰相想要这么做，那底下官员也不答应啊。”
赵顼这回听得是频频点头，毫无顾忌，心道，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啊！
文彦博摇摇头道：“此话我不敢苟同，大臣若是做不到，还建议官家这么做，这与祸国殃民又何异？”
王安石不禁瞧了眼文彦博，他这是在暗示我吗？
张斐点点头道：“文公言之有理，而这就是我要说得第二点，在儒家之法下，皇帝是非常容易听信谗言，忠奸难辨。
根据当下的制度而言，一般来说，先是皇帝提出一个目标，宰相为此去设计方案，最终由底下的官员去执行，从而完成这个目标。
假设皇帝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直的大臣必然就会去劝阻，而投机取巧的奸佞小人则是会表示自己可以帮助皇帝，完成这个目标。结果皇帝就有可能听信小人之言。
若翻开史书，许多许多奸臣，就是凭借这一点上位的。但这是不是皇帝的错，我觉得还得具体分析，如果皇帝只是单纯得满足一己私欲，而不顾财政危机，修宫殿，或者干嘛，那皇帝当然也有错，这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昏君。
但如果皇帝是要励精图治，是要开疆扩土，是要建万世功业，这就不能说是皇帝的错。”
文彦博听罢，不禁都感慨道：“这小子拍马屁，也真是前无古人啊！”
一旁的司马光、吕公著都是笑着直摇头，当初阿云一案，他们就已经见识过了。
这话对于皇帝，其实很不中听，你都这么说了，老子以后就别修宫殿。
但是在坐的大臣，都知道，当下这位小皇帝肯定非常爱听。
赵顼的目标就是要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但他这个主张受到很大的阻碍，他现在非常需要理论上的支持。
张斐道：“我们假设皇帝是要开疆扩土，但是财政暂时不足以支撑。那么正直，且有能力的大臣，是会在不增税的情况下，改善财政，帮助皇帝开疆扩土。
可是这种大臣一般都是五百年难得一见，如萧何、如房玄龄，目前我朝王学士也在走这条路，但尚未证明。”
王安石凝重的神情，宛如雪莲绽放，当即就笑了，是很大方地点点头。
方才他认为张斐、文彦博的说辞，就是在讽刺他，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位的。
如今张斐这么一说，将自己放在萧何、房玄龄同列，那完全是正确的。
可马上惹得不少人嗤之以鼻。
萧何、房玄龄，跟你哪里像，倒是那李林甫跟你王介甫，有一点相同。
张斐见到王安石开心了，又继续道：“其实大多数正直的大臣，就是处在第二种，也就是劝阻皇帝，不要急功好利，要休养生息，然后厚积薄发。”
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都点头赞成，好似主动承认，我们就是这第二种。
这就是他们的主张。
张斐又道：“因为第一种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都是第二种，然而，奸臣就是诞生在第二种情况，当所有正直的大臣都说做不到时，他说他能够做到。
作为君主，必然还是希望能够开疆扩土，于是就可能任用奸臣，但史书已经告诉我们，这奸臣的手段其实就是想尽办法去盘剥百姓，收刮钱财，然后去打仗。
而最终只能是结果来断定忠奸，也许等到国家亡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奸臣。而这就是儒家之法的一个问题所在，圣人其实已经想到这一点，但是却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儒家之法的仁政，只是让大臣去建议君主，仁政治国，善待百姓，轻徭薄赋，但这都属于是赐予，是恩赏，而不是一个保护百姓权益的制度。
如果皇帝身边都是正直的大臣，这个是可以维系，但如果不是，也就意味着百姓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
这一番话下来，会场少了不少戾气，多了一丝思考。
其实司马光他们这些看史书的，也一直在思考，怎么阻止奸臣上位。
但目前是没有答案的。
而张斐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仁政到底是恩赐，还是制度？
对于皇帝而言，看上去，恩赐显然更能伸张皇权，我可以善待百姓，我也可以不善待，这多么爽。但经过张斐这么一番解释，这又是属于皇帝的权益，那就应该得到保障，这就是需要制度。
张斐这番话，就是说儒家思想将仁政视为皇帝的一种恩赐，是儒家之法的一大弊端。
张斐又继续言道：“而法制之法的理念就是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益，其实就是维护君主和国家的利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能帮助皇帝达到目的，那就不是奸臣，而是能臣，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